从上海“三星堆”特展，再看最新考古视界下的古蜀文明（上）
作为上海博物馆东馆开馆的首个特展，“星耀我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正在上博东馆展出。展览汇聚了来自全国28家文博考古单位的363件/套重要古蜀文物，经过“天行乾道”“地形坤物”“人和明德”三大主题向大众提醒古蜀文明的相貌、内在、特征以及来龙去脉。其间约三分之一的展品为最新考古发现，如金面具笄发青铜人头像、青铜猪鼻龙、竖披发青铜人像、青铜大面具、青铜长发跪坐人像、青铜神兽等。
本文为此次展览策展人、上海博物馆研讨馆员胡嘉麟为展览所撰学术文章《中华文明视域下古蜀文明的包容性与立异性》，篇幅所限，汹涌新闻将分上下两篇予以刊发，此为上篇。经过此文，将加深读者观众对古蜀文明的内在、本次展览的架构及策展思路的认知。
蜀道 新华社 图
上海博物馆“星耀我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展览现场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迹。”（《蜀道难》）李白的诗句描绘了蜀地僻远，交通阻塞，长时刻不通华夏的情形。从地舆结构来看，四川盆地周围群山环绕，自古以来便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舆单元。因为地舆环境的特别，文明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可是，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先秦时期的成都平原与周边区域保持着亲近的来往和联络。经过长江流域横贯东西，经过岷江、沱江等水系纵连南北，由此构成一个向心形的地舆结构，使得民族迁徙和文明沟通得以继续不断。这便是成都平原尽管四塞，却能成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各种文明要素完成交汇的重要原因。
古蜀文明自成体系，文明传承延绵不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王国是夏商周时期长江上游文明的中心。春秋、战国时期，成都平原的“蜀”与峡江区域的“巴”互相融合构成的“巴蜀文明”为中华文明奠定了坚实而宽广的根底，影响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巨大格式。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蜀地成为秦国的“蜀郡”，终究融入到大一统的中华文明体系之中。古蜀文明是深入知道中华文明杰出特性的最佳标本。古蜀文明的包容性和立异性不只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前史文明遗产，而且在国际文明进程中具有深远影响。
一、古蜀文明的包容性
在中华文明前期开展进程中，不同区域的文明多样多元，在互动沟通中逐步构成敞开、融合、学习的文明特质。包容性不只是中华文明的杰出特性，也是中华文明来历、构成与开展的源动力。新石器年代“漫天星斗”的多元文明逐步构成了几个相对安稳的文明区域。四川盆地北部是以仰韶文明、龙山文明为代表的华夏文明区，西部是以马家窑文明、齐家文明为代表的黄河上游文明区，东部是以大溪文明、屈家岭文明、石家河文明为代表的长江中游文明区，各个区域的族群来往迁徙反常频频。古蜀文明的构成与开展正是经过吸纳周边区域不同族群、不同文明沟通融合的成果。这种在海纳百川中融会贯通，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的文明特性是古蜀文明璀璨夺目的首要原因。古蜀文明的包容性促进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式的开展，为中华民族来往沟通融合的前史取向作出重大贡献。
古蜀道
（一）文献与考古
依据文献记载的古史传说，从五帝年代开端长江上游的古蜀人就与黄河流域的华夏族发生了亲近的来往。《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氏之女，是为螺祖。螺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这今后皆有全国：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大戴礼记·帝系篇》记：“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螺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顼。”《华阳国志·蜀志》记：“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传世文献《世本·帝系篇》、《大戴礼记·五帝德》、《山海经·国内经》等也有类似的记载。这些古史传说标明黄帝族与古蜀人有着严密的血缘联络，是黄河上游与长江上游族群之间发生融合的直接反映。
可是，二十世纪以来跟着“疑古”思潮的盛行，这些传世文献长时刻得不到注重，乃至冲击了以古文献作为我国前史体系的根底。有学者否定传世文献中关于巴蜀与华夏的联络，以为古蜀国融合华夏文明是战国今后的工作。这种观念和研讨办法对其时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王国维先生最早提出不只是我国的古史，国际各个古代文明的古史都是神话与前史结合在一起，一切的传说里边必定有史实的“素地”。徐旭生先生相同以为我国的古史传说不能全盘否定，古文献大都有其前史的根由，要加以鉴别和收拾，“找出来可信的前史中心”。李学勤先生提出的“走出疑古年代”，便是要充沛注重传世文献的价值，将文献研讨和考古研讨结合起来，对整个我国古代文明作出新的评价。
蒙文通先生考证传世文献中“江水”即今岷江，“若水”即今雅砻江。黄帝二子的传说，反映其族群迁徙的道路正好依循这两条江河的走向。“蜀山”指的是岷山，《汉书·地舆志》蜀郡本注：“《禹贡》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岷江上游的松潘草原直通陇西，这儿首要是氐羌系族群的聚居地。《大戴礼记》中“江水”称作“泜水”，大约与氐羌族沿岷江迁徙有关。由此可知，岷江河谷自古以来便是蜀地联络黄河流域的交通要道，氐羌系族群自北向南迁徙进入成都平原的边际地带成为古蜀人的先人之一。
华夏族与古蜀人的来往还表现在大禹的古史传说。先秦以来的文献典籍均称大禹是出自川西北的羌族。《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禹）本西羌人也。”《史记·六国年表序》：“禹兴于西羌。”《今本竹书编年》称：“帝禹夏后氏，母曰女喜。女喜背剖而生禹于石纽。”《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别传》记载：“禹父鲧者，帝颛顼之后。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蜀王本纪》记载：“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汉代汶山郡广柔县大体包含今四川汶川、北川、茂县及都江堰和什邡境内一部分。《古本竹书编年》还记有：“后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文献所记的“女嬉”、“岷山女”应该都是南迁至蜀地的氐羌系族群。
图 1 古蜀文明开展进程道路图
从本世纪初开端，岷江上游区域的考古发现有了突破性开展，上述文献记载的古史传说得到有力地印证。（图1）2000年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凤仪镇发现的波西遗址基层遗存归于仰韶文明庙底沟类型，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从出土的彩陶器来看，遭到仰韶文明庙底沟类型的激烈影响，外来文明要素占有主体成分。庙底沟类型时期是仰韶文明实力最为强盛的阶段，向外拓宽的扩张实力远远大于其他阶段。有学者以为仰韶文明庙底沟类型的人群对应的便是传说中的黄帝族，“涿鹿之战确立了庙底沟期仰韶文明所代表的华夏集团的主导位置，使黄帝及其间原区域成为古代我国的认知中心。”
川西高原是青藏高原的组成部分，岷山—龙门山构成了青藏高原东部边际的中段。岷江上游沿河谷阶地构成了几个盆地，茂县盆地是岷江上游区域面积最大的河谷冲积扇平原。2000年在茂县凤仪镇发现的营盘山遗址总面积近15万平方米，是岷江上游区域现在发现的面积最大、文明内在最为丰厚的新石器年代大型中心聚落遗址。主体遗存与甘青区域的马家窑文明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具有较多的共性，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前2800年左右。营盘山遗址出土有多件陶质和石质的雕琢人面像，以及外表凿有多个穿孔的石牌形器，与宝墩文明、三星堆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络，为探究古蜀文明的源头供给了头绪。营盘山遗址的人祭坑为袋状形制的灰坑葬，这种葬俗广泛存在于黄河上游区域。依据体质人类学的研讨标明，人祭坑中两例人颅骨形状特征与先秦时期广泛散布于甘青区域的“古西北类型”人群的颅面形状最为类似。这儿发现的炭化农作物种子首要包含粟和黍两个种类，属典型的北方旱作农业体系。
图2 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出土的高领彩陶罐
图3 四川什邡桂圆桥遗址出土的高领灰陶罐
图4 四川新津宝墩遗址出土的高领黑衣红陶罐
古蜀人为黄帝后嗣的前史回忆，与氐羌系族群从西北区域沿岷江河谷进入成都平原的考古发现具有一致性。2009年在四川德阳什邡市东郊回澜镇玉皇村发现的桂圆桥遗址面积近3万平方米，是现在成都平原发现最早的新石器年代晚期遗址。第一期遗存早于宝墩文明，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800年—前2600年左右。其文明相貌与岷江上游以茂县营盘山遗址为代表的马家窑文明附近，可是不见彩陶器。例如，营盘山遗址出土的高领彩陶罐（图2）与桂圆桥遗址出土的高领灰陶罐（图3）、宝墩古城遗址出土的高领黑衣红陶罐（图4）十分类似，表现了三者之间文明的连续性。桂圆桥遗址出土的侈口深腹罐，以及附加堆纹的装修风格与营盘山遗址和宝墩文明也都有着适当亲近的传承联络。桂圆桥遗址的生业形状相同为栽培粟和黍的北方旱作农业体系，标明这儿的人群与营盘山遗址人群或许为同一个族群。
图 5 宝墩文明古城址散布图
营盘山遗址的人群翻越直线间隔仅80公里的龙门山进入山前地带的什邡桂圆桥，敞开了成都平原古蜀文明的原点。一起，长江中游区域的另一支人群也进入成都平原。这两部分人群融合而发明的宝墩文明迎来了古蜀文明的曙光。宝墩文明广泛散布于成都平原，是以史前城址群为代表的新石器年代晚期遗存。首要包含新津宝墩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古城、紫竹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古城、大邑盐店古城、高山古城和眉山登云古城（图5），以及成都青白江区三星村、温江区红桥村、广汉三星堆等遗址，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前1700年左右。1995年在四川成都市新津区宝墩镇宝墩村发现的宝墩古城，是一座由表里两层城垣构成的古城址，总面积达276万平方米。这是长江上游区域年代最早、面积最大的史前古城，仅次于陕西神木石峁古城、浙江杭州良渚古城和山西襄汾陶寺古城。
宝墩古城的城墙选用斜坡堆筑的构筑方法，这在长江流域的古城址中遍及盛行，与黄河流域多选用夯筑或以石砌筑有所不同。在宝墩遗址还发现了成都平原最早的水稻田遗存，标明长江中下游的水稻栽培技能现已传入，古蜀人开端栽培水稻。宝墩文明的陶器群新呈现了高圈足豆和高圈足盘，这是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文明的代表性器物。1997年在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墓地发现有宝墩文明时期的玉锥形器，与良渚文明中晚期的十分类似。这种玉锥形器是良渚文明玉器的典型器物，遍及发现于良渚文明大、中、小型各等级墓葬。仁胜村墓地还发现有玉泡形器和玉旋涡形器，与良渚文明和二里头文明也有必定的联络。这些器物和技能经过长江流域从鄂西、川东峡江区域传入成都平原。因而，宝墩文明的主体来自两个方向，一是马家窑文明营盘山类型遗存，二是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文明遗存。两个方向的文明要素在成都平原相遇、磕碰、融合并发明出独具特征的地域文明。
图 6 四川成都青白江区三星村遗址
宝墩文明的生业方法呈现了从北方旱作农业体系至稻—粟混作农业体系的改变，由此奠定了古蜀文明的经济根底。水稻栽培规划的扩展带来人口的增加，促进集体间发生竞赛与协作。人群逐步向平原腹心区域移动，古蜀社会开端向杂乱化跨进。宝墩文明晚期呈现了制造精巧的玉器和象牙器，具有必定权利的特别阶级逐步构成，社会杂乱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例如四川成都温江区红桥村遗址M54随葬有很多的象牙牌饰，在男性墓主人左面还随葬一根象牙权杖，仗体通长1.04米，上端方形，下端尖头，仗首有握手处。这是成都平原现在发现最早的象牙权杖，与三星堆遗址的金权杖有着亲近的联络。四川成都青白江区三星村遗址M7和M12也随葬有象牙牌饰，有镂空的长方形和亚腰形两种，首要发现于头部及上身周围，估测或许与冠饰有关。（图6）这种崇尚象牙的风俗，一向连续到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此外，宝墩文明呈现的凹刃玉凿在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中也得以连续。三星村遗址M7墓主人的腰部出土有喇叭形玉器，与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发现的同类金器或青铜器类似，乃至还影响到汉中区域。
图 7 三星堆遗址复原图
三星堆文明是古蜀文明的顶峰，这个时期成都平原的文明特征发生显着改变。三星堆文明的鼓起不是宝墩文明直接开展的成果，而是吸收外来文明要素概括开展起来的。三星堆遗址是古蜀王国的中心都邑，总面积12平方公里，古城面积约3.6平方公里，与郑州商城的规划适当。包含有城墙体系、居住区、作坊点、墓葬群以及祭祀坑等，古城北侧的月亮湾小城是宫城，规划巨大、布局严整。（图7）青关山宫廷遗址修建面积逾1000平方米，是西南区域发现面积最大的单体修建基址。三星堆遗址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前900年左右，文明遗存分为四期，一期遗存归于宝墩文明，二期至三期遗存为三星堆文明，四期遗存归于十二桥文明。从三星堆遗址二期遗存开端，新呈现了一些不见于宝墩文明的陶器群。其间以夹砂灰褐陶小平底罐为主体，还有高柄陶豆、陶盉、陶觚、鸟头把陶杯等。小平底器的数量最多，是三星堆文明最有代表性的器物。
跟着长江中游石家河文明的式微，长江上游三星堆文明逐步兴起。在这个前史大布景下，能够看到三星堆文明成为长江流域文明中心的社会动因。自黄帝、尧、舜以来，黄河流域的“华夏”与长江流域的“苗蛮”两大集团奋斗不断。苗蛮集团首要散布于长江中游区域，学者们大多以为从屈家岭文明到石家河文明的遗存或许便是苗蛮集团。文献记载有“禹征三苗”，考古发现有荆州荆南寺遗址、黄陂盘龙城遗址。夏商时期华夏王朝对江汉区域的扩张促发了苗蛮集团的活动，其间有一部分人经由三峡区域进入成都平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鄂西区域发现了一种被称为“长江沿岸夏商时期一支新的文明类型”的“路家河类型”遗存。这个遗存呈现了一组比较新颖的陶器群，与三星堆文明的联络十分亲近。以小平底陶器为主，还有细长的高柄陶豆、鸟头把陶器、陶盉等。俞伟超先生以为“三星堆前期蜀文明中很多存在的封口陶盉，开端呈现于二里头文明遗存中，也应当是经过三苗的前言而传入的。”陶盉和高柄陶豆是二里头文明的典型器物，这些器物或许先呈现于江汉区域，再经由三峡区域传入成都平原。
《墨子·非攻下》记载：“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徐旭生先生将这场战役的原因解释为三苗不愿遵照华夏族的宗教风俗。《尚书·吕刑》称：“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此外，《伪孔传》有“三苗之君效蚩尤之恶”，《国语·楚语》有“三苗复九黎之德”，都是表达了相同的意思。苗蛮集团注重巫教传统，这种巫觋文明在华夏族的宗教观念中就成为了异类。“三苗”族群被遣散迁徙进入成都平原后，他们的崇奉观念和祭祀典礼就保存在三星堆文明之中。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祭坛上有一件顶尊的神人面鸟身青铜像（图8），与文献记载刚好符合。
图8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顶尊神人面鸟身像
三星堆文明与宝墩文明的联络并非是开裂的，存在必定的继承联络。三星堆文明沿用了宝墩文明的城墙构筑、修建形状、生业方法等要素。在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新发现一件宽沿青铜尊，与宝墩文明的代表器物宽沿陶尊根本类似。宽沿陶尊在三星堆遗址二期遗存中根本消失，这件仿陶的青铜容器则是本地文明体系的青铜器。三星堆文明的外来文明要素表现在陶器、金器、玉器、青铜器等各个方面，除了华夏区域的二里头文明，长江中下游的石家河文明、良渚文明，还有甘青区域的齐家文明和四坝文明都对其发生直接或直接的影响。由此标明，这个时期不只有长江中下游区域的族群，一起还有黄河中上游的族群也进入成都平原与宝墩文明的人群开端了第二波大规划的融合，使得四川盆地的族群结构和文明相貌发生巨变。而且，这种来往融合是继续不断的，直到十二桥文明时期成都平原与周边区域仍然保持着多向的沟通。
图 9 金沙遗址功用区散布图
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明连续了古蜀文明的光辉。从三星堆遗址四期遗存开端，三星堆文明开端式微，这儿不再作为国都。古蜀王国的政治权利中心开端转移到成都市西北郊的金沙遗址。金沙遗址面积约5平方公里，现已开掘20余万平方米，发现有大型宫廷修建基址的宫廷区、大型祭祀活动场所的祭祀区、一般居址区、作坊区和墓葬区等。（图9）金沙遗址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100年—前600年左右。十二桥文明的陶器群以夹砂灰陶的尖底器为主体，有尖底杯、尖底盏、尖底罐等，小平底陶器逐步消失，新呈现的陶簋或许是遭到关中区域的影响。春秋中期今后，金沙遗址开端式微。成都商业街船棺葬、新都马家木椁墓、青白江区双元村墓地的发现，成为古蜀文明终究的余韵。
武王伐商，蜀人是周人的八个盟国之一。《尚书·牧誓》记载：“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华阳国志·巴志》也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翦商前后，周人与蜀人的联络一度恶化，后又臣服于周王朝。1977年在陕西岐山县凤雏修建遗址西厢房出土有周人的甲骨卜辞，H11:68记有“伐蜀”，H11:97记有“克蜀”。首都博物馆保藏有西周中期的班簋，铭文称“王令毛伯更虢城公服，屏王位，作四方极，秉毓、蜀、巢命”（《殷周金文集成》4341）。传世文献和甲骨金文中“蜀”的地舆方位，诸家有不同的观念。从前学者大多以为甲骨金文中的“蜀”在华夏，与成都平原的古蜀国并非同一个方国。胡厚宣先生有山东汶山说，郑杰祥先生有山东定陶说，杜勇先生有河南长葛说等。在金沙遗址新发现的菱格乳钉纹簋是先周文明的代表性器物，与陕西宝鸡石鼓山M4出土的菱格乳钉纹簋根本类似。由此可知，商朝末年周文明的影响力现已进入四川盆地，传世文献和甲骨卜辞记载的“蜀”便是成都平原的古蜀国。而且，在金沙遗址的农作物中还发现有小麦，应该也是北方关中区域的人群带入成都平原的。
1959年和1980年四川彭州竹瓦街窖藏共出土了两批青铜器，其间覃父癸觯和牧正父己觯与陕西宝鸡竹园沟M7出土的覃父癸爵、陕西陇县韦家庄M1出土的牧正尊的族徽铭文相同。徐中舒先生以为这是蜀人参与伐商时的战利品或是周王颁赐的掳获物。竹瓦街窖藏发现的青铜罍与湖北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羊子山鄂国墓地出土的器物十分类似，阐明西周前期长江上游与中游之间仍然保持着亲近的来往。1985年四川广汉雒乡镇古雒城西门外出土□尊（图10），这种觚形尊盛行于商末周初。“□”族的器物还见于河南洛阳的子□鼎、陕西西安长安区的子□爵。（编者注：此句话中“□”处为体系无法显现的字）这些考古资料印证了李学勤先生从前所说的“很多人以为蜀地僻远，交通关闭，长时刻不通华夏，乃至置疑随武王伐纣的蜀的地舆方位。现代考古学的发现已足以纠正这种误解，有充沛依据标明，在商代及其从前，蜀地已与华夏有文明上的沟通。”
图 10 四川广汉雒乡镇出土的□尊（注：此处“□”为体系无法显现的字）
（二）文物与观念
华夏文明的古史传承体系中保存不少有关“古蜀”的传说和记载。古蜀文明自身也有其共同的古史传承体系，最首要的文献依据便是汉代扬雄的《蜀王本纪》和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这两部文献提出了一个与华夏王朝体系有所不同的“帝王世系”，即古蜀王国先后阅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注册五个“朝代”。古蜀自身的古史传承体系中具有较多神话颜色的传说，剖开这些神话颜色能够发现文献中躲藏的正是古蜀文明的一些实在相貌。将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归入到这个传承体系中调查，能够发现这些文物所表现的思维观念与古史传说多有符合之处。
《蜀王本纪》记载：“蜀王之先，名蚕丛，子孙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时蜀民稀疏。后有一男人，名曰杜宇。从天坠，止朱提。有一女子功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決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后，望帝与其妻通，羞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注册帝。帝生卢保，亦号注册。”依据徐中舒先生考证，《蜀王本纪》或许为三国时期谯周所作，文本来历还包含东汉末年来敏的《本蜀论》。蒙文通先生以为汉代记载古蜀传说的或许有多家，杨雄的《蜀王本纪》确有其事，可是原书撒播亡佚，现在所看到的为后人传抄的辑本。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巴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积德行善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壘、峨眉为城郭，江、潛、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会有水灾，其相注册，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坐落注册。”《华阳国志》对《蜀王本纪》中那些“俚俗不经之谈”做了删定，可是最古拙的中心内容却得以保存。
古蜀的帝王世系是与华夏古史传承体系有其他独立体系，这个传承体系并非是一脉相承、接二连三的，而是有着不同的来历和组成部分。霍巍先生以为：“蚕丛、柏灌、鱼凫、杜宇、注册五世为其代表，各世各有其名号，实质上均各为一部族集团，各世之下还有各代、各王的传说，它和华夏古史传承体系中的‘帝系’极不相同。这些部族集团并不是一个接二连三的世系传承体系，傍边既有来自西蜀本乡者，也有来自西北、西南和东方长江中下游的各个支系，标明古蜀作为一个地域、国家来看很早便现已是一个多民族互相沟通、融合的敞开体系，吸纳了来自不同地域文明传统的观念、思维和技能并融为一体，并非一个单一的族群。”
文献记载蚕丛最首要特征便是“纵目”和运用“石棺石椁”。三星堆遗址发现有纵目的青铜面具和青铜人头像，故而有学者以为这些形象反映了蜀人先王“纵目人”的形象。《古文苑·蜀都赋》章樵注引《蜀王本纪》称：“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川西高原岷江上游区域发现有很多的石棺葬，标明蚕丛的业绩跟岷江上游相关。依据童恩正先生提出的“半月形文明传达带”，我国东北、西北、西南都存在石棺葬的风俗。西北区域的石棺葬最早呈现于马家窑文明，至青铜年代的卡约文明、寺洼文明较为遍及。西南区域的石棺葬最早呈现于新石器年代晚期的大渡河流域，数量很少。岷江上游的石棺葬尽管比较密布，时刻却比较晚，首要为春秋、战国时期。这些古史传说背面躲藏着一个巨大的前史布景，便是前期古蜀人中的一个支系很或许是从西北的甘青区域以岷江河谷作为通道进入成都平原，营盘山遗址和桂圆桥遗址的考古发现佐证了这种揣度。在成都温江区鱼凫村遗址宝墩文明的遗址中曾发现有彩陶片，三星堆遗址八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猪鼻龙与红山文明的玉猪龙也有必定的类似性，这些都是“半月形文明传达带”所起的效果。
蚕丛氏的古史传说代表着来自西北方向的前期人群及其文明传统。依据文献所载，西陵氏之女螺祖是最早的养蚕者。西陵在岷江上游的茂县，汉代称蚕陵。《汉书·地舆志》记载蜀郡有“蚕陵县，莽曰步昌。”《水经注》官本中“蚕陵”即作“西陵”，即今茂县叠溪，为1933年大地震堰塞湖所吞没。蚕丛得名或与蚕陵有关，表现了川西高原人群将养蚕技能带入成都平原的一种前史回忆。三星堆遗址四号祭祀坑新发现具有显着经纬安排结构的纺织物，经过技能剖析判定为平纹安排结构的丝绸残留物。在三号祭祀坑的青铜大面具和八号祭祀坑的青铜残片均有丝绸残留物。我国境内发现的前期丝绸制品及其残留物数量并不多，此次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丝绸残留物是西南区域最早的丝绸。
图11 三星堆遗址八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大公鸡（左） 图12 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大鸟首（右）
柏灌，文献又作“柏濩”、“伯雍”。有学者以为“柏灌”与华夏的“斟灌氏”有关。又有学者以为“柏灌”是蚕丛氏的一支，因活动中心在灌县（即都江堰市）而得名。从古文字学的视点看，“灌”、“濩”和“雍”均含隹形，即鸟之构形。《说文》称“雚，小雀也。”又称“萑，鸱属。”《山海经·南山经》记：“有鸟焉，其状如鸠，其音若呵，名曰灌灌。”所以，“柏灌”或“柏濩”其义实为鸟名。《逸周书·王会解》记载成周之会，各方献贽“氐羌以鸾鸟。巴人以比翼鸟。方炀以皇鸟。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皋鸡。”“皋鸡”别本又作“翚雉”，指一种茸毛华美的鸡。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有一件制造精巧的青铜小公鸡。三星堆遗址八号祭祀坑又出土一件青铜大公鸡（图11），周身茸毛选用墨绘，十分富丽。文献所载蜀人崇鸡的观念和文明传统，或许与柏灌氏的名号有联络。也有学者以为“柏灌”为雎鸠，是少昊氏的后嗣，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大勾喙青铜鸟首或许便是柏灌的标志。可是这件青铜大鸟首（图12）更像是鱼鹰，应该与鱼凫的古史传说相关。
鱼凫指的便是鱼鹰，即鸬鹚。《诗经·大雅·凫翳》朱熹注：“凫，水鸟，如鸭者。”文献记载鱼凫氏“田于湔山”，湔山为都江堰左岸的玉垒山，阐明这个时期古蜀人的农业比较发达。张勋燎先生以为鱼凫族是古代巴族西迁的一支，依据是湖北宜昌中堡岛、路家河两处白庙文明地层中出土的“鸟头形器把”，以及三星堆遗址所出土类似的鸟形器。宝墩文明时期是古蜀文明农业开展的重要阶段，都江堰芒城古城、崇州紫竹古城、大邑盐店古城等均在山前地带。从宝墩文明到三星堆文明时期成都平原古城的数量在逐步削减，多个分中心逐步改变为单一的中心。宝墩文明晚期，无论是聚落结构、墓葬形状仍是文明要素都发生较大改变。有学者提出四川成都温江区鱼凫村遗址第三期为代表的鱼凫村文明是一个过渡文明，既有宝墩文明的特征，又有三星堆文明要素。鱼凫所在的年代或许在鱼凫村文明时期。鱼凫的古史传说不只表现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器物，直到战国时期这种观念仍然存在。四川峨眉山市符溪镇出土的鱼凫纹戈，标明这些前史回忆现已连续到巴蜀文明中。因而，鱼凫氏与蚕丛氏、柏灌氏并非一系，或许是另一支从长江中游区域逐步迁徙到成都平原的族群。
李商隐的《锦瑟》有一佳句“望帝春心托杜鹃”。文献中关于杜宇身后魂化杜鹃的传说，并非毫无依据。《华阳国志·序志》称：“杜宇之魄，化为子鹃。”左思《蜀都赋》言：“鸟生杜宇之魄。”明代曹学佺《蜀中广记》引杨雄《蜀记》记：“望帝修道，处西山而隐，化为杜鹃鸟，或云化为杜宇鸟，亦曰子规鸟。”由此可见，柏灌、鱼凫、杜宇皆是以鸟名作为蜀王的名号，这三个支系或许来自于长江流域不同当地的族群。三星堆遗址发现有各种鸟类青铜器，以及青铜鸟人像表达了古蜀人对鸟的崇拜，或是对神化先人敬重的观念。
图13 四川成都三洞桥遗址出土的青铜勺
鳖灵，文献又作“鳖令”。《本蜀论》称：“荆人鳖令死，其尸随江水上，荆人求之不得。”《蜀王本纪》、《华阳国志》都有相同的记载。有关鳖灵的古史传说或许在战国时期现已广为撒播。应劭《风俗通义》引《楚辞》说：“鳖令尸亡，沂江而上，到岷山下苏起，蜀人神之，尊立为王。”张衡《思玄赋》称“鳖灵殪而尸亡兮，取蜀禅而引世。”孙华先生以为鳖灵便是灵鳖，也便是灵龟。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龟背形器，以及金沙遗址出土的石鳖，或许便是鳖灵观念的实在反映。1983年四川成都三洞桥遗址出土的一件巴蜀文字青铜勺（图13），上面有灵龟图画的巴蜀文字或许代表了蜀王鳖灵。由此看到，巴蜀文字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以固定含义的图画化符号作为文字体系的内核，而且具有安稳的连续性。从商代三星堆文明表达观念的造型器物，到战国巴蜀文明表达观念的图画符号，其本质是一脉相承的。
杜宇氏控制时期是古蜀王国最为强盛的阶段，文献所记“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壘、峨眉为城郭，江、潛、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这个时期古蜀王国的边境北抵陕西汉中区域，南达云南、贵州。陕西汉中城固县发现商代晚期的宝山遗址，出土不少古蜀文明要素的陶器，以及与三星堆文明相类似的青铜面具。杜宇妻为朱提女，一般以为朱提在今云南昭通。由此提醒了古蜀人的一个支系或许是从云南北上进入成都平原的族群。三星堆遗址四号祭祀坑出土有三件扭头跪坐青铜人像，与以往发现的青铜人像差异较大。这三件青铜人像的面部特征为面部短宽，颧骨较宽，低阔鼻型，归于蒙古人种南亚类型，首要散布于我国西南区域、东南亚和南亚区域。人像的头顶盘发一周并从左面竖发向上，环绕头顶和长发有一条云雷纹的束发带。这种缠头的风俗在我国西南区域，以及南亚都很遍及。三件跪坐人像的身体前倾作负重状，显现其身份位置并不高。这个族群或许是从我国西南区域或南亚来到成都平原，在古蜀人各支系中是位置较低的一支。三星堆遗址发现有不少海贝，经判定其间有一类为齿贝，巨细约为虎斑贝的三分之一，这种海贝只发现于印度洋深海区域。由此可知，汉武帝元狩元年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所见蜀布、邛竹杖的“蜀身毒道”至迟在商代晚期就现已注册。所以，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海贝等物品也是经过南边丝绸之路从印度洋北部区域传入的。越南北部红河流域发现的冯原文明，出土玉器的外来文明特征显着，外观形制和制造工艺与三星堆遗址同类器极为类似。可见，三星堆文明的影响力辐射之强、规模之广。
图14 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回纹冠青铜人头像（左） 图15 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盘发青铜人头像（右）
图16 湖北天门肖家屋脊出土的回纹冠玉人头像（左）图17 湖北天门肖家屋脊出土的盘发玉人头像
图18 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神人面玉饰（左） 图19 美国史密森国家亚洲艺术博物收藏神人面玉饰
鳖灵为杜宇之相，以长于治水著称，替代杜宇氏成为终究的蜀王。注册氏或许原系长江中游的族群，有学者以为是川东巴族的领袖或是濮人的领袖，还有学者以为这儿的“荆”指贵州的黔中。这段具有神话颜色的文献提醒了长江中游区域的族群又一次进入四川盆地，与成都平原的原住人群逐步融合的前史信息。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回纹冠青铜人头像（图14）和盘发青铜人头像（图15），与湖北天门肖家屋脊出土的回纹冠玉人头像（图16）和盘发玉人头像（图17）十分类似。八号祭祀坑出土的高发冠青铜人头像与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神人面玉饰（图18）、美国史密森国家亚洲艺术博物收藏神人面玉饰（图19）的发冠根本相同，这两件高发冠玉饰是石家河文明的典型器物。可知，长江流域中游区域的族群在古蜀人的祭祀活动中享有较高的位置。
图20 新疆伊犁新源县巩乃斯河南岸出土的青铜人像
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青铜人像发式、服饰各异，显现了来自不同区域、不同族群之间来往、沟通和融合的前史布景。三星堆遗址八号祭祀坑出土的尖帽青铜人像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特征。希罗多德《前史》说到“归于斯奇提亚人的撒卡依人戴着一种高帽子，帽子又高又硬，顶头的一方是尖的。”波斯文献中有“萨迦·提格拉豪达”，意思是戴尖帽子的萨迦人。新疆伊犁新源县巩乃斯河南岸出土的青铜人像（图20）作单腿半跪状，头戴高帽，尖顶向前曲折，下身着短裙。1980年陕西周原遗址召陈修建基址出土了两件蚌雕胡人头像，尖帽的顶部被锯掉，两边有尖角状护耳翼，帽子上刻着等距的竖细线条。尖帽是塞人的标志性服饰，三星堆这件青铜人像所反映的族属或许是来自北方草原区域。
杜宇的年代是四川盆地族群结构大调整、大融合的重要时期，周边区域的文明观念也纷繁涌入。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都出土有一种无首人形青铜器，或许与古史传说中的刑天有关。《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春秋元命苞》称：“少典妃安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之于常羊，生神农。”“常羊”是刑天和炎帝传说的中心区域，间隔蜀地并不远。有学者以为“常羊之山”即在今甘肃陇南西和县仇池山。从陇南走阴平道穿过龙山门就能进入成都平原，这是蜀陇两地间的古道。《路史·后纪三》记有：“神农乃命刑天作扶黎之乐，制熟年之咏，以荐厘来。”由此可知，神农炎帝与刑天都是氐羌系族群的英雄人物，跟着氐羌系族群进入成都平原，这种古史传说和文明观念也在蜀地撒播。
图 21 金沙遗址祭祀区的献祭遗存
蜀人和巴人是相邻的两个族群，文明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络。巴人首要散布在巴郡和南郡一带，大致边境北起汉中，南达黔中，西起川中，东至鄂西。《华阳国志·巴志》记载：“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巴人崇尚白虎，以虎作为族群文明的标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巴人先人：“廩君死，灵魂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都发现青铜虎、镶嵌绿松石青铜虎形饰等器物，反映了巴蜀两个族群的融合。在金沙遗址祭祀区还发现有用于献祭的石人像和石虎（图21），石虎口中涂有朱砂标志着噬饮人血，与文献记载相符合。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九世有注册帝，始立宗庙，以酒曰澧，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蜀王本纪》又记：“注册帝下至五代，有注册尚。始去帝号，复称王也。”这些文献记载标明，在注册氏九世今后，古蜀王国发生了一次“始立宗庙”的政治革新。这种政治革新反映了古蜀王国神权政治的式微，逐步改变为尘俗王权政治。依据年代计算大约在春秋中晚期至战国之际，与金沙遗址的式微期正好符合。“去帝号，复称王”也标明晰此刻的古蜀王国没有构成一致的政治权利中心，与考古发现的晚期巴蜀文明诸王并立的局势相一致，直到秦并巴蜀。
古蜀文明有着与华夏文明古史传承体系有其他独立体系，蚕丛、柏灌、鱼凫、杜宇、注册五人并非是五代蜀王，而是先后在成都平原统领各个族群的五个部族名号。依据现在考古学研讨的情况，大致估测蚕丛氏对应的年代在桂圆桥文明时期，柏灌氏在宝墩文明时期，鱼凫氏在鱼凫村文明时期，杜宇氏在三星堆文明时期，注册氏在十二桥文明时期。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发现的反映蜀王世系的各种造型的器物，是古蜀文明古史传承体系极为重要的载体，对巴蜀文字的构成和开展起到深远的影响。
（三）文字与图画
蜀字，《说文解字·虫部》称：“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中象其身蜎蜎。《诗》曰：蜎蜎者蜀。”《诗经·豳风·东山》今本“蜀”作“蠋”，“蜎蜎者蠋，烝在桑野”。《韩非子·内储说》记：“蟺似蛇，蚕似蠋，人见蛇则惊骇，见蠋则毛起。”《韩非子·说林训》又记：“今鳝之与蛇，蚕之与蠋，状相类，而爱僧异。”高诱注：“人爱鳝与蚕，畏蛇与蠋。”因而，汉代人以为蜀字的转义是外形似蚕的一种毒虫。
从古文字的构形来看，此字上部为巨目相连的立人形，下部为虫蛇形。裘锡圭先生从前指出古文字“目”下作立人形之字应释为“视”，跟“目”下作跪坐人形之“见”形体有别。季旭升先生以为蜀字是从视、从虫的领会字，所领会不明。蒋玉斌先生以为蜀字是从虫、从○的形声字，○读如蜀，为独字的初文。（编者注：此句中“○”处，为体系难以显现字）张政烺先生以为虫、它本为一字，转义为蛇，一种是双钩线的字体，一种是单笔道的字体。裘锡圭先生称虫和它形义有不同，甲骨文和金文的“它”字像身体的部分比较粗。尽管虫和蛇的字形字义或有差异，可是二字在字书和文献中常常混用。《广韵》：“虫，蛇虺。”《尔雅·释鱼》：“虫，蝮虺。”《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南山在其东南，自此山来，虫为蛇。”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今东齐人亦呼蛇为虫也。”“◇”字（编者注：此句中“◇”处，为体系难以显现字，上边止，下边它），从止从虫，此处的“虫”即为“它（蛇）”，转义是指蛇咬人脚，后来演变为损伤的“害”字。楚帛书中“虫”、“它”混用的比如亦不罕见。《马王堆汉墓帛书》编者注：“帛书虫、蛇两字现已混杂，此处蟲应为虫，即蛇类。” 由此可知，蜀字应为从视、从它，其义所指即以目视蛇。
目和蛇是古蜀文明两个十分重要的文明元素。在三星堆遗址发现有完好的青铜眼形器，还有二拼和四拼的青铜眼形器，以及在青铜人像的身体或服饰上面还有眼睛图画。金沙遗址也发现有林林总总的青铜眼形饰，有的上面还有墨绘。赵殿增先生以为三星堆蜀人有一种极为崇高的崇拜“眼睛”的风俗，与“蜀”字的来历有关。王仁湘先生以为古蜀人的眼睛崇拜与太阳神的崇奉相关。这些数量很多的青铜眼形器是古蜀文明的一大特征，与华夏文明或其他域外文明极不相同。
蛇崇拜是长江流域固有的一种文明风俗，在西南区域享有崇高的位置。《山海经·国内南经》记载：“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缨，黄蛇。其叶如罗，其实如栾，其木若蓲，其名曰建木。”《淮南子·坠形训》又载：“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六合之中也。”一般以为“都广”即今成都平原，这儿有建木，建木上有蛇。三星堆遗址发现有多件残断的青铜蛇，蛇头广大上昂，背部有镂空的羽翅形饰。《山海经·中山经》记载：“（鲜山）其间多鸣蛇，其状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见则其邑大旱。”三星堆遗址还出土有蟠曲状的蛇形器，上面有黑彩绘成的纹饰。青铜神兽祭坛的中部，发现有四个操蛇的力士像。《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堡山，群巫所从上下也。”蛇被以为是不行打败的奥秘与凶恶之物，操蛇就成为巫师显现神力的标志，以及原始宗教巫术活动中的重要道具。金沙遗址祭祀区发现的石蛇与石虎、石跪坐人像放置在一起，蛇头呈三角形，口内涂有朱砂，身体盘曲。可知，蛇在古蜀文明的祭祀活动中起着重要效果。这种文明传一致向连续到战国、汉代，在西南夷各族文明中仍有重要影响。1955年云南晋宁石寨山一号墓出土的杀人祭柱青铜贮贝器表现了滇王国的祭祀场景，铜柱是祭祀的神坛，也是神灵的标志，在中心铜柱上有一对蛇环绕，柱顶还立有一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出土的蛇蛙青铜俎，俎面上装修有两条俯首耸立的蛇，标明蛇在西南夷祭祀活动中的重要位置。
现在三星堆遗址没有发现老练的文字体系，可是却发现有与华夏区域相同的陶文。1986年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件高柄陶豆，在圈足台面上刻有一个目字陶文。这种陶文还在河南洛阳二里头遗址、湖北荆州荆南寺遗址、湖北宜昌路家河遗址和江西樟树吴城遗址等地都有发现，年代从夏代晚期到商代中期。关于陶文是不是文字，向来争议不断。我国的言语文字学者分狭义和广义两派，“狭义派以为文字是记载言语的符号。广义派大致以为，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标明必定含义的图画和符号，都能够称为文字。”
依照西方文字学理论，表现言语的才是文字。布龙菲尔德在谈到图画到文字的变迁时指出“因为言语毕竟是咱们画不出来的那些事物的一种沟通方法，所以图画运用者到了某个时分便依照白话用词来安排他的字符，用某个字符代表白话片断的某一部分。真实的文字少不了这个条件。”西方文字学家将人类文字的开展阅历了图画、图画符号、表言符号、表音节符号、表字母符号五个阶段，并以为表意文字是落后的需求变革乃至筛选的文字。我国的汉字体系是国际上现存的仅有继续运用的自源古典文字，在绵长的前史开展和沿革中构成一个极为杂乱的文字体系。所以，不能用西方文字学理论来判别汉字来历和构成的许多问题，而要构建我国文字学自身的理论体系。
郭沫若先生以为“我国文字的来历应当概括为指事和象形两个体系。”唐兰先生称：“指事文字原来是记号，是笼统的，不是什物的图画。这些记号或许在文字未兴从前，早就有了，有文字发生时，一起作为文字的一部分。”结构主义言语学家索绪尔将人类的文字划分为表意和表音两种体系，将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代表。他清楚地知道到表音体系“起先的字母总是适当合理地反映着言语”，表意体系文字不依附于言语，文字独立地表达概念。汉字具有与西方文字彻底不同的内在，其表达功用不在是否有效地记载言语，而在有效地传达概念。西方文字因其“表音”而与概念保持着间隔，汉字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络。因而，我国前期文字是以象形字和指事字为根底的，由观念到文字是我国文字体系发生的一个重要特征。从这个层面来讲，具有象形和指事特点的陶文能够认定为文字。三星堆遗址发现的目字陶文广泛存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个区域，与甲骨文、金文的目字构形一脉相承。（图22）充沛阐明这个文字符号用于表达某种观念，并具有安稳的内在。
图22 “目”字陶文、甲骨文与金文对照表
古蜀文明的文字体系本质上仍归于我国汉字体系，三星堆遗址具有象形特征的符号体系沿用到春秋、战国时期，成为巴蜀文字的滥觞。1991年四川彭州市致和镇红瓦村青铜器窖藏出土的青铜矛，骹上部的目字仍然保存前期标志字的特征。结合这个时期很多呈现的三角援青铜戈，能够发现不管是器物仍是文字都保存有前期的“原始性”。华夏区域的文字阅历不断开展到春秋、战国时期象形字的数量削减，形声字占干流位置。可是，巴蜀文字仍停留在象形字的阶段，这是巴蜀文字的一个首要特征。
关于巴蜀文字是否归于文字，学术界长时刻以来也聚讼不已。李学勤、段渝等先生称之为“文字”，段渝先生将巴蜀文字分为方块表意字和符号象形文字两种。孙华、严志斌等先生称之为“符号”，孙华先生以为符号自身并不是文字，不能完好记载言语。李复华、王家祐等先生称之为“图语”，即“图画的言语”。还有学者以为是图腾符号，否以为文字。巴蜀文字有的独自呈现，有的成组呈现。这是一种在我国汉字体系内，有别于华夏汉字方法的陈旧文字。尽管现在还无法释读这类文字，可是在三星堆遗址中却发现与这类文字亲近相关的图画。
图23 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金权杖和纹饰线图
图23 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金权杖和纹饰线图
图24 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冠带和纹饰线图
图24 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冠带和纹饰线图
古蜀文明的文字体系具有图画自身的直观感染力，即“视觉形象”（visual image）在含义传达进程中所表现必定的分配性。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金权杖上有一组錾刻的纹饰（图23），内容为一条鱼、一只鸟、一支箭和一组人头像，箭从鸟身穿过，箭头没入鱼体，人头像显露笑脸。有学者注意到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金冠带上，存在构图、要素与组合方法简直彻底相同的一组纹饰（图24），标明这种图画或许是古蜀文明中社会高层之间的某种“暗码”，由此来传递互相能够互相理解的信息。还有学者以为这种图画或许是标志族群称号乃至国家名义的徽号，“在与三星堆文明和十二桥文明有亲缘联络的陕西宝鸡 弓鱼 氏墓地中，弓鱼 伯作铜器的‘弓鱼’字便是从弓从鱼，能够视作符号化的弓与鱼组合的领会字，表达射鱼之意，射鱼图符能够视为三星堆国家的一个社群或族群的徽号。”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发现的具有造型或纹饰的图画大都是表达古蜀人的某种观念，这是表意文字来历的要素之一。
图25 四川雅安荥经同心村M21出土的镶嵌绿松石凤鸟纹青铜罍
巴蜀文字与三星堆遗址的图画存在亲近的关联性，首要表现在符号象形文字方面。1986年四川雅安荥经同心村M21出土的镶嵌绿松石凤鸟纹青铜罍（图25），在器物外表有两组巴蜀文字，其间一组显现在一个祭坛上，右边是神树，左面是玉璋，中心的高空中有太阳和神鸟的图画。这组符号象形文字所描绘的便是一个祭祀场景，与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十分符合。由此可知，巴蜀文字终究未能开展至好像华夏方块汉字的方法，或许正是因为古蜀文明前史文明传统安稳的连续性相关。
《星耀我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特展图录
（本文原刊于“星耀我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同名图录《星耀我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汹涌新闻经作者授权刊载。略有删省，原文有注释，此处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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